在一个价格不断下跌的市场上，只要持有存货，就意味着将遭受损失。在这种条件下，从生产商到下游用户，存货数量总体上在不断下降。疫情以来，需求陡然下滑，大家都选择抛售存货，导致生产销售端的存货被不正常出清。这种不正常出清带来的问题是，商家手中没有了货物，那么一旦价格上涨，所有商家都会选择补存货，这将加剧价格上涨。

同时，资金成本的大幅降低又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一般而言，商家持有存货的机会成本主要是资金成本，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带来的异常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使商家可以接近零利率获取资金，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幅下降的资金成本将促使商家持有更多的存货，这将推动价格上升。而价格上升又将提升存货持有意愿，由此形成循环，导致价格快速上升。

上述一系列微观市场结构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需求恢复，这轮商品价格涨幅如此之大。

第二，碳减排的全球浪潮改变了许多商品的长期供求格局，储能、电动车、太阳能板，风能等技术变革对一些基础商品的长期需求形成支撑，也影响着市场的预期；中国对部分高排放行业的强制性减产，限制了供给，也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总体上看，与中国因素联系紧密的商品，其疫情以来的累计涨幅更大，需求恢复之外，限产等政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

三、需求价格弹性导致价格上涨“非线性”

供应收紧时，价格的需求弹性快速上升，导致价格上升“非线性”，这也是价格快速上升的理论解释之一。价格上涨必须有需求，这是符合直觉的，但需求和供给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呢？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举例来说，当需求上升1%，当供应十分充足时，价格可能只会上升0.1%；而如果供应十分紧张，那么1%的新增需求可能带来10%的价格上升，并引发存货积累、趋势投机等力量。这就是供应发生作用的机制，即随着市场供应的逐步收紧，价格对需求的弹性在快速增长，需求每上升一点，价格上升幅度则要大得多。

从弹性的角度来考察过去的数据，我们发现，商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总体上的需求弹性是不断上升的。2015、2016年有着非常急速的上升，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而此轮涨价中，价格弹性的上升迄今仅低于2016年，基础商品价格的弹性似乎比当时更大，这反映了供给收缩情况下价格弹性的变化。

广泛工业品的价格，需求的影响大概占三分之二，供应影响大约占三分之一，而如果只看基础商品的话，也许要倒过来，即供应的影响是主要的，需求端的影响是相对次要的。